黑田俊雄（1926－1993），日本中古史学界影响深远的一代大家。他所提出的一些革命性和极富争议的理论可以说几乎完全改变了日本中古史的面貌，并且促进了学界重新考虑中古史的许多问题。1994至1995年，日本京都法藏馆出版了八卷本的《黑田俊雄著作集》，使我们有机会在黑田俊雄逝去不久即能一窥黑田史学的全貌。
尽管黑田史学在日本学界影响很大，但日本以外的学界也是在他逝世之后才开始慢慢了解他的学术贡献的。以西方学界而论，1996年由西方学界最有影响之日本宗教研究刊物《日本宗教研究学刊》（Japanese Journal of Religious Studies）刊出“黑田专辑”之前，只有三篇展示黑田史学的英文论文，而这个专辑则选译了五篇黑田最具代表性的论文，试图全面介绍黑田史学的大纲。中文学界似乎还缺乏对黑田史学的介绍，他的作品值得组织人员翻译出版。这对于理解日本中古史，理解日本宗教与社会将会有很大益处。而中国与日本在中古史方面或有相似之处，或能借鉴其理论方法来研究中国中古史。
1926年，黑田俊雄出生在日本富山县东砺波郡庄下村大门，他的父母是净土真宗派虔诚的信徒。在这样的家庭成长起来的黑田逐渐对于宗教研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在1945年春季进入京都大学学习。太平洋战争的结束，使黑田得以逃脱服兵役的命运，把宝贵的时间投入到学习中。1948年，他完成本科毕业论文，题为“真宗教团史初考——特别是社会生活与信仰之关系”。这篇论文的一部分修改后于1959年发表。毕业后，黑田进入京都大学研究院继续读日本史方向的研究生，同时在附近的一间中学教书，直至他1951年从这个中学辞职。1951年以后他全力专注于研究生学习。在此期间，黑田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影响，注重庄园制在日本中古史中的作用。1955年他没有得到学位即离开了京大研究院，在神户大学教育学部任专任讲师。1960年任教育学部助教授。1961年转往大阪大学任助教授，1965年任兵库县伊丹市史编纂委员，1967年任历史科学协议会代表委员。1875年升为大阪大学文学部教授，并担任日本科学者会议大阪支部事务局长。1979年担任大阪大学评议员。因他在史学上的杰出成就，在1983年被大阪大学授予文学博士学位，论文即《日本中世的国家与宗教》。1984年担任大阪大学文学部长，1989年从大阪大学退休，改任私立大谷大学文学部教授。1991年转为大谷大学特任教授。1993年去世。
1995年出齐的《黑田俊雄著作集》一共八卷，现介绍如下，以便略窥其著述的规模。第一卷“权门体制论”，共包括三大主题：权门体制的提出与展开，权门体制的基本问题，权门体制与天皇。第二卷“显密体制论”，分四方面内容：显密体制的展开，日本佛教的展开，显密体制论的立场，宗教史方法。第三卷“显密体制与寺社势力”，也有四方面内容：显密佛教与知识体系，显密佛教与镇魂，寺社势力的展开，显密佛教的周边。第四卷“神国思想与专修念佛”，包括三方面的内容：中世国家与神国思想，显密佛教与一向专修，亲鸾与莲如。第五卷“中世庄园制论”，三方面内容：庄园制与封建制，庄园社会论，庄园制与亚细亚的社会构成。第六卷“中世共同体论——身份制论”，包括两个主题：村落共同体的展开，中世身份制极其相关问题。第七卷“变革期的思想与文化”，包括：建武政权与南北朝时代论，中世的历史观，中世文学的人间形象，日本文化史（中世）序章，中世的国家与社会。第八卷“历史学的思想与方法”，主要是些散稿。
黑田俊雄的著作涉及面十分广泛，日本中古政治经济宗教社会思想等都是他关注的主题，而他建立的两大理论则是他试图用来解释整个日本中古史诸现象之间相互关联的主要贡献。这两大理论就是：权门体制和显密体制。黑田阐述其理论的主要论著包括《中世的国家与天皇》，（岩波书店，1963年）；《庄园制社会与佛教》，（京都法藏馆，1967年）；《日本中世的国家与宗教》（岩波书店，1975年）；《中世寺社势力论》（岩波书店，1975年）；《寺社势力——另一个中世社会》（岩波书店，1980年）；《王法与佛法——中世史讲图》（法藏馆，1983年）。以上诸书均见于《黑田俊雄著作集》。
权门体制认为，日本中古史的社会政治秩序完全由三大权门控制：公家、武家和寺家。公家指天皇帝室与上层贵族，武家指幕府势力及依附于幕府的武士阶级，寺家指那些大型寺院势力。他们都是以家族或类家族结构世代相传而组织起来的力量，通过控制和争夺经济生产的组织化单位——庄园来实现对于整个社会的控制。这些势力大多盘踞在京都及其附近地区，尽管偶尔是相互争夺资源，但通常是以合作的方式实现统治中古社会的目的。这个权门体制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冲击了传统史学界把中古史看成是“武士时代”的看法，它使得中古史学者不得不重新考虑贵族和寺社在挑战镰仓幕府权威过程中对整个社会的作用与影响。
权门体制重新定位了日本中世纪国家中的宗教。它把宗教放到国家统治机构同等地位上来考虑，的确是别出心裁，也引发了广泛的争论。在黑田看来，在日本中古史上，宗教不是简单地寻求出世和思想上追求一种在国家权威上的边缘化，而是整个社会的重要一极。这个看法就体现在他的“寺社势力论”一文中。同时，黑田还通过清理传统学术史，从史观和方法论上强烈批评传统史学界对日本宗教史的看法，认为他们的看法受到两方面的扭曲：一是德川时代以来以宗派佛教为中心的现实使得人们考虑中古宗教问题时，也以德川宗教为标准力图区分出佛教宗派；二是明治时期的神佛分离运动使得人们相信神道和佛教在历史上就已经有了清楚的界限。黑田极力反对这种为现实和历史扭曲的史学。他对于宗教与政治经济相互关系的研究使得他在很多方面大大修正了传统佛学学术的看法，超出了传统佛学专注于教义与教团传承研究的范围。他关心的是宗教教义和实践是怎样来满足寺社势力作为统治阶级的利益，以及下层民众出于什么自身利益考虑来接受佛教教义和实践的。应该说这是典型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分析。
显密体制是黑田俊雄对于日本中古佛教史的重新定位。黑田以前的传统佛教史家把日本中古佛教史视作是三个阶段的佛教：奈良佛教，平安佛教和镰仓佛教。奈良佛教指从中国移植来的佛教传统所建立的奈良六宗，而平安佛教指平安朝开始创立，和贵族社会联系密切的天台和真言宗，这个平安佛教系统在日本占据着长达四百年的统治地位。镰仓佛教则指后来基于净土、禅、日莲宗而在十二、十三世纪建立的各种新教派。因而日本中古佛教史被解释成奈良平安旧佛教与镰仓新佛教发展的历史。黑田反对这种对日本佛教的归纳，他认为奈良平安时期的佛教教派可以用显密体制来归纳，统称为显密佛教，它代表了一种崭新的佛教世界观。这种佛教包含着密教实践和显教教义，而密教更具主导地位。一些神道的实践也被包容在显密体制之中。像御灵信仰和念佛等传统实践都被纳入到密教仪式系统，成为净化灵魂安抚亡魂的重要机制。
黑田不仅把显密佛教视作是一种崭新的世界观，还把它看成是中古国家的一种意识形态，用黑田的术语而言，即显密主义。其中的关键在于王法与佛法的互相依赖与支持。古代日本一直流行关于佛教是镇护国家的力量的看法，但实际上王法与佛法系统到后来发展成一种更为复杂和紧凑的意识形态。国家和佛教就在这种意识形态的支撑下相互支持，共同发展，而显密佛教也通过为国家提供意识形态上的支持而成为中古社会的一个重要力量，具体表现为寺社成为三大权门势力之一。比如延历寺、东大寺、兴福寺等三大寺就通过控制土地庄园和劳动力来扩展其影响，甚至于还建立了他们自己的军事力量，比如位于比睿山的延历寺就有自己的僧兵。他们在社会中的很多活动已经和其他两个权门（朝廷与幕府）没有什么两样。因为黑田把显密佛教视作是中古社会的正统，而在镰仓时期兴起的新佛教教派就被视作是异端，他们的兴起被称作是“异端改革运动”。这些异端不仅包括从净土、禅、日莲宗发展出的教派，还包括从显密佛教中分出来的教派以及一些被镇压的地下教派。对于有些教派，显密佛教采取了宽容政策，并试图把他们纳入显密体制；对于有些教派，显密佛教则非常不宽容，并运用各种力量进行打击甚至镇压。
黑田也重新解释了中古日本社会中佛教和神道的关系。传统观点认为神道是日本土生土长的宗教，包含了许多日本的固有特质。而黑田则认为神道不能和显密佛教分离，应该被纳入显密佛教的世界观体系之中。日本传统的神固然在八、九世纪被看作是佛教诸神的保护者，但在十世纪以来，在“本地垂迹”理论中已经和佛教的佛与菩萨相结合，降临日本来接引众生。传统学界所界定的日本传统神道发展出的“神国”思想在黑田体系下也变成了显密体制的产物。
黑田俊雄的理论在日本中古史学界和佛教学界真是一石激起千层浪，引发了广泛的争论。他在大阪大学的弟子平雅行等人也不断为他的理论进行辩护，比如平雅行就曾发表“黑田俊雄与显密体制论”反驳今井雅晴和家永三郎对黑田的质疑，除了强调黑田在研究整个体制的同时并不忽视对一些关键人物比如亲鸾的研究，他也承认黑田的某些概念缺乏清晰的说明和解释，同时，黑田把本觉思想看作是显密佛教最具代表性的思想也是值得商榷的。另一方面，东京大学教授，当代极为活跃的佛教史家末木文美士则指出，黑田俊雄对本觉思想的强调是受了末木导师佛教思想史名家田村芳朗的影响。末木文美士来自和黑田俊雄极为不同的学术传统，虽然他高度评价了黑田试图把佛教纳入到整个中古社会历史的努力，但也指出黑田的显密佛教似乎是指一种容纳了显教因素的密教形式，因为黑田在许多概念上的解释实际相当含混不清。
目前中国学界似乎尚缺乏一个能够解释中古史的宏观理论框架，能够把中古社会诸因素糅合为一体的解释性学说，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反观黑田史学，或许会给我们一些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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